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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中学校长，邵玮的日子远不如许生祥好过。自从主持第四中学的工作以来，他始终感觉自己当的这个官儿不叫校长，简直是“维持会长”。

让时光倒流10年，那时候龙川市教育局搞了一项改革，将市区的高中集中到市一中、市二中，其中第二中学除了普通高中班，还开办职业高中，其余几所中学则一律只设初中班。高、中初分设的头几年，学生、家长择校的意识并不强，几所初级中学的生源状况相似，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办学效益和社会影响不相上下。当时的四中校长彭国仁有思想，有能力，将教师队伍带得蓬蓬勃勃，大家心齐、劲儿足，每年中考、学科竞赛、体育文艺比赛等方面的成绩时不时在全市冒尖，三中跟在屁股后面紧追慢赶，才能保持住与之比肩的位置。可是，后来这两所学校的情况发生渐进式演变，目前的状况是三中炙手可热，大门几乎被挤破，而四中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都成问题。

两所学校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最根本的缘由在于生源。就地理位置来说，三中靠近市中心，周围的住宅小区聚居着市政和本市最大一家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的精英，包括公务员、教师和众多的企业白领。由于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普遍良好和家长素质高、对子女教育相对重视，三中学生整体素质明显高过其他兄弟校。而四中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周围居民以矿山、冶炼一线产业工人为主，还有大量土坯房、石头房居住着不少外来人口，他们的学生无论家庭经济状况还是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都要差许多。如果说天然的人口素质差异是造成这两所学校生源状况不同的根源，那么，后来有更多的人为因素拉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早在五、六年前，校际之间交流，四中细心的老师就看出了两校学生细微的差别。到三中参加教学观摩活动回来，一个男老师说：“我带的班级有一少半学生穿家做的布鞋，感觉咱是个乡村教师嘛。今儿在三中听课，算是开眼界了，人家学生的脚上哪儿有布鞋的影子，全是皮鞋、运动鞋，而且名牌居多。这就是差别嘛，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位女老师也说：“听三中学生课堂发，一律纯正的普通话，咱这儿却有很多孩子说方，南腔北调。”

生源差异本来是天然形成的，可是后来龙川市逐渐流传开一种说法：“三中好学生多，班风学风都好；四中是贫民窟、土匪窝，学生不好好学习，光打架。”这种说法显然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夸大其词，但以讹传讹，广大的学生家长慢慢接受了它，逐渐形成一种概念：孩子上初中一定要去三中，四中绝对不能去！家长做这样的选择不仅为了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时也为了面子。按照学区划分本来应该进四中的学生，但凡家长有头有脸有马力，就一定会想办法让孩子去三中，退一步说，即使三中进不去起码也要去五中、六中，就是不愿意上四中。

家长人为的努力，加剧了三中、四中两校生源状况的背道而驰。另外，四中学区由于居住环境较差，有办法的年轻人纷纷到新开发的住宅区购房，老房子留给年迈的父母居住，于是学龄儿童越来越少，眼见得每年能招来的学生一直呈下降趋势，让人担忧这所学校会不会有一天因为生源枯竭而关门大吉？三中却因为地理位置好，基本上没有类似的问题和困扰。

四年前邵玮从彭国仁手里接过校长的重任，四中早已是步履维艰。彭国仁握着接班人的手摇晃：“邵玮呀，在这儿当校长不容易。你来了就好，你来了就好啊！”老校长如释重负。邵玮毕竟年轻，刚刚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必须用工作业绩来证明他作为校长是称职的，同时证明上级领导提拔他是正确选择而不是犯了一个错误。

熟悉情况，研究问题，审时度势确定工作方向，邵玮认为要当好四中校长，保卫生源是第一要务。在生源问题上，保量比保质更重要，首先必须有一定的保有量，学校才能继续生存。既然本学区生源外流严重，那么当务之急是找到补充生源。邵玮积极努力向教育局要政策，请求上级允许四中招收非本市户籍的个体经营者子女乃至近郊农村的学生入学，让原有的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服务社会。教育局领导考虑到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也是教育部门应尽的社会责任，近郊富裕起来的农民让子女进城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也很迫切，于是在政策上给四中开了绿灯。教育局长肖奎元对邵玮说：“这几年高等教育有市场化倾向，我们搞中小学教育也要有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你作为四中校长，有很强的忧患意识，积极探索学校新的生存发展之路，证明你站得高看得远。教育局给你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责无旁贷。”

市四中面向个体经营者和近郊农民子女校门洞开，暂时缓解了生源危机。

四中扩大了招生面，新招来的学生群体素质不够理想，部分老师心理准备不充分，抱怨学校领导给大家增加工作难度，有的人甚至说在四中工作倒大霉了，这样的生源，吃苦受累免不了，却很难干出成绩。邵玮在全校教